脏话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语言现象，但鲜有语言学家对之加以研究。长期以来，脏字在辞典里也查不到。1775年约翰逊编撰的《英语辞典》中就没有“fuck”这个词。据说有位女士恭贺他避而不收录不雅字词，而他回答说：“这么说来，那些字你都查过啰，女士？” 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戏言：“光凭这句妙答，我们或许就可以原谅约翰逊博士不收入该词的假正经做法。”

她在《脏话文化史》一书中说，北美有个叫“咒骂控制学院”的机构，致力于提高大众的警觉，让大众意识到咒骂的负面效应。这些人认为咒骂一无是处：咒骂让你显得粗俗，咒骂是一种恶习，咒骂会腐蚀语言。该学院举办课程，教人如何减少使用粗话。只要交一笔费用，你就可以学习“驯服口舌的10大秘诀”，既改善了自我，还能改善社会风气。

而在语言学家看来，不曾有任何民族只因国家禁止就能放弃咒骂的习惯。墨索里尼曾推动消灭脏话的运动，用海报和大众交通工具上的告示劝导意大利人，“为了意大利的荣誉，请勿咒骂”，但毫无效果。

从个体上说，咒骂词可以早在幼儿12个月大的时候就出现。儿童的咒骂有可以预测的模式。2岁之前可用的咒骂词语只有三四个，到上小学之前增加到大约20个，然后继续增加，到青春期之前达到近30个。青少年时期，咒骂率达到高峰，之后的发展则通常跟社会经济条件有关。成人的诅咒词语从20到60个不等，用于公开场合。

所以有人严肃看待咒骂的权利，比如美国公民奇普·洛，他发起了“凸显不良词语协会”（之所以叫这么个奇怪的名字，估计是为了使其首字母缩写刚好组成一个骂人的词“Shit”）。该协会“致力于教育人们如何正确地使用骂人的词，欢迎骂人达到一定水准的人免费入会”。

有一些团体和文化走得更远，他们发展出独树一帜的咒骂风格，比如对骂竞赛。参与者相互逗引，使用各种光怪陆离的脏词，力求技高一筹地侮辱对方，“仿佛有一块言语空间被围起来，在此范围内获准打破禁忌”。在苏格兰，骂战变成一种娱乐。美国的黑人社群将这种骂战称为“扬声”或对骂游戏，为饶舌乐提供了歌词基础。东欧犹太人也有仪式化的咒骂，“愿你后退时一脚踩到干草叉，想找东西时却又摸到烫火炉”。

说脏话连英女王也不例外。1992年12月对英国王室来说颇为不顺，家里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被大肆报道：婚外情、自杀传闻等等。英国女王在发表圣诞演说时得承认那一年过得很糟糕，但要用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一年，总不能说“天杀的够烂的一年”，于是拉丁文前来驰援，说那一年是“annus horribilis”（可怕的一年）。“这是一个精彩的发明”，改自较常见的“annus mirabilis”（奇迹之年），拉丁语中的“annus”（年）跟英语中的“anus”（肛门）很接近，更增添了此词的效果。“annus horribilis”是女王在无损尊严的前提下所能说出的最接近咒骂的话。这种解读是否可信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历史上有很多资料显示，男人比女人更经常咒骂。蒙特古说荷马《伊利亚特》中的各位英雄一定都咒骂过，因为他们是士兵，而士兵向来都会咒骂。他认为自古以来士兵和水手特别精通咒骂的艺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人，而咒骂能舒缓压力。虽然女性没有任何不利于咒骂的天生条件，无论从神经、身体结构、生理机能来说，咒骂的构造对两性来说都是相同的，但男人仍比女人更经常咒骂，这是因为男人握有更多权力（另一方面，泼妇骂人更口无遮拦，这其实也是大男性主义的表现，男性更爱面子，甚至好男不屑跟女人争斗）。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进入以前为男性垄断的行业，规则也随之改变。以前招聘面试时一些女性被拒绝，理由是“我们很愿意雇用你，但这里脏话太多了”。到“二战”期间，军工产业雇佣了大量女性，费城一家飞机厂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勿咒骂，可能有绅士在场。”

很多脏话是世界通用的，但也有文化上的差异。胡说八道我们叫“狗屁”，西方人叫“牛屎”，“至于‘牛屎’的语源，这仍是个谜。大部分人自动认为该词与牛有关（一定是牛的某些特质让人有此联想），但有些人认为它跟‘boule’有关，而这又联结到多个不同的概念，如球、议会、装饰性的木制品和白面包”。

一般说到某个人外语好，就说他能用外语跟外国人骂架。但露丝提醒人们：“很少有比出自非母语说者之口的辱骂更难听的话了。所以要是不确定该怎么说，就用你自己的母语咒骂。音调和语气也能够传达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