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大部分章节竣稿于80年代，当时在书后跋语中曾说：现在一切从学术出发，不废百家言，毫无拘束地重新检讨红学的历史和现状，分流梳脉，评短论长，固有豁然贯通之感。即便是索隐派的发呆犯傻，考证派的自结牢笼，小说批评派的自叹自赏，也不觉为异，反而别有会心。”当时这样讲，固然是实情。但重新审视，发现这段话似有未安。主要是笔者对红学三派总的来说采取的是比较超越和尽量客观的立场，可是叙论之间，倚轻倚重的情形未能全免。我对红学索隐派，就批评得多了一些，给予了解之同情、发遑心